在全球知识格局重构和中国学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独立学术评价和知识流通体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伟教授主张采用“实验田”模式在高校、专业或机构进行试点探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永鹏教授强调“加起来”，在现有单一体系之外留出足够的创新空间；主持人何杰关注年轻学者的需求，认为制度变革对于为破坏西方范式的研究赋予价值是必要的。这些思考来自于10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围绕国内主要研究方案展开了深入对话。演出期间，一名观众英国留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对学术和知识流通体系进行独立审查来产生中国的学时？大学如何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研究提供合法性，打破西方管理的“学术瓶颈”困境？对此，张巍巍教授指出，知识流通体系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规范和优化，而评价体系则需要用“实验场”模式来试错，因为一些学者受西方话语影响太大。应该培养良好的经验，如果不成功，就必须停止损失。范永鹏教授补充道，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知识已过时、新知识尚未诞生”的变革形势。韦斯特要么大幅削减资金，要么放弃。中国“额外”试点思路更加稳健，可注入灵活增长空间进入系统。何主持人以上海市卫健委的变化为例，进一步证明：过去，医生职称评定仅依据学术论文，临床技能强、科学人群好的医生很难得到认可。如今，理科人口成绩纳入职称评审专业指标，评价体系日趋完善。鼓励他还勉励今天的年轻学者要有勇气进行摧毁前人的创新研究。这种探索对于中国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编辑：周文飞 编辑：张青